“首长，各位领导，我只是一个生意人，生意人要求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我并没有丝毫反对国家政策的意思。如果因此而犯错误的话，我甘愿接受任何的处罚，但恳请各位领导允许我把话讲完。这些话我憋在肚子里好久了，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讲出来。刚才首长也讲过了，让我们畅所欲言，不要怕讲错了话，所以我就放肆了。”
伍沛青虽然是一个生意人，但是察言观色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的，看到穆国兴一直面带微笑，没有任何反感的表示，伍沛青也就放下心来了。伍沛青也早就打算好了，如果因为讲真话而获罪，最多也就是让自己的企业关门歇业，反正这些年来赚的钱也够几辈子花的了。
此时会场里静极了，只有伍沛青的话响彻在会议室的上空：“外资企业在20多年里一直享受‘超国民待遇’，比如税收方面的‘二免三减半’。他们应缴的所得税开办后的前两年全免征收，3至5年减半征收，在以后税收中也不超过20%，而我们内企从一开始就要交30%，这明显是不公平的嘛。”
看得出来，伍沛青很激动，他的企业这几年也确实吃足了这方面的苦头。比如说他的企业也生产与韩国企业同类的产品，质量丝毫也不比韩国企业的差，甚至还要比韩国企业好一点，但就是因为税收方面的不平等，韩国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就更具有了价格上的竞争优势，而伍沛青的企业则只能苦苦挣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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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沛青又说道：“这种情况就像是把两个运动员放到不一样的起跑线上，加上我国运动员体质弱，外国运动员体质强，那么竞赛的结果就是我国运动员都被淘汰。如果我国的企业都被挤垮了，那么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就没有了，最后只能成为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势力的附属地，只能用血汗换点加工费。”
穆国兴何尝不了解这些情况呢，我国引进外资的最初的目标有两个：一是补充国内资金不足、二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。而对于跨国企业而言，在我国投资建厂一方面是为开辟新的市场，另一方面是为降低生产成本。近三十年来，这项政策实施的效果还是相当突出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的涉外税收收入仅有100万元，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才万分之二。10年之后我国的涉外税收收入达到49.15亿元，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达到了2.5%，前几年涉外税收才突破了百亿元大关。
而实现上述局面，主要得益于各种不同的优惠条件和政策，在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的同时，我国也在扮演着一个全球制造业“中转站”的角色。出口规模的扩大，使得我国经济受外部需求的影响日益加大。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，使得我国成为全球遭受贸易纠纷摩擦最高的国家。
另一方面，“超国民待遇”的长期存在，使得国内民营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。而且，这些我们现在实行的一系列的特殊优惠政策，并没有能够换取外企从战略上充分尊重我国市场。
中央这几年也逐渐开始重视起这件事情了，也想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，但由于这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向全世界作出的承诺，这就牵扯到了国际层面的问题。再加上高层目前还有不同的意见，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现状，不仅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，还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，但总的趋势是，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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