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，朱元璋创立的“洪武型体制”，就是以反商业、反市场、反自由、反人类著称！
民众不可自由迁徙、自由择业，国家几乎不铸货币，赋税以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为主，再加上全民配役。政府的运转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，民间的交易也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。
因而，明初的社会氛围是死气沉沉的，“乡社村保中无酒肆，亦无游民”，“夜无群饮，村无宵行”，因为一聚饮，难免会发牢骚，而一发牢骚，便很可能被官府抓起来。
直至明代中后期，随着反人类的“洪武型体制”的松懈，社会才渐次活跃起来，商业才恢复了繁华。
这种转折也体现在酒肆的变迁上，怀旧的晚明人说：嘉靖中叶之后，民间“以欢宴放饮为豁达，以珍味艳色为盛礼”，“酒肆茶庐，异调新声，汩汩浸淫，靡然不振”。
“酒肆茶庐，异调新声”的晚明气象，放在宋朝，则是寻常现象。人们在纵观10——15世纪的500年历史之余，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……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，万历（明神宗，10岁即位，在位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）以后，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“跨代连接”。
现代人找乐子容易，在街边随便的酒楼饭馆就能“不醉不归”。这种生活方式在宋朝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，那时酒店都开在封闭的“市”内，晚上还不准营业。到了宋朝，酒肆才兴起，吃货和酒鬼们如果要穿越，首选宋朝！
青楼酒肆三百家！
宋代酒肆十分发达，展开描绘北宋汴京繁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，酒楼、酒肆随处可见。
画面最气派的要算城内的“孙羊正店（先不论这名字奇不奇葩，也不论这名字是否有误，杭州宋城将其命名为“孙家正店”，开封清明上河园将其命名为“孙羊正店”，总之是孙姓人开得一家大酒店）”仅“彩楼欢门（两宋时期酒肆食肆常用的店门装饰，就是店门口用彩帛、彩纸等所扎的门楼）”就有三层楼高。
不过，宋朝对于酒肆的管理，同样有规章制度。
没有酿酒权的城市酒店叫做“脚店”，书面意思供人临时歇脚的小客店。脚店只能销售政府的酒务或有酿酒权的正店批发的酒。
再说正店，就比如孙羊正店……指的是获得酿酒许可的豪华大酒店。正店不但自营酒楼，还向脚店、酒户批发成品酒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孙羊正店的门首右边的铺面，就堆放着很多的酒桶，那是孙羊正店对外批发的商品酒。
然后是乡村酒肆，获得特许酿酒权的乡村酒肆，利润较薄，一般不将其纳入“榷酒（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自卖酒类，由政府独享其利）”范围，允许其自造酒曲，自酿酒卖。
《水浒传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傍村酒肆已多年，斜插桑麻古道边。白板凳铺宾客坐，须篱笆用棘荆编。破瓮榨成黄米酒，柴门挑出布青帘。更有一般堪笑处，牛屎泥墙画酒仙。”说的就是这种乡村酒肆。
很多宋朝诗词都描绘了当时乡村“处处吟酒旗”、“处处村旗有浊醪”的景况，跟“无酒肆，亦无游民”的明初乡村相比，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
最后就是酒库附属酒店，酒库是南宋时出现的官营酒厂，目的是为了赚取丰厚的酒业利润。
酒库下设的酒楼，规模甩今天的五星级大酒店几条街！
都人欢呼去踏青，马如游龙车如水，三三两两争买花，青楼酒肆三百家。
南杭的酒业发达程度，跟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汴京相比……有过之而不及。
简杰之前就听包富贵吹嘘过南杭的繁华，更是告知了一份南杭驰名酒楼的名单。
什么春风楼、西楼、熙春楼、三元楼、赏心楼、花月楼、日新楼、五间楼等大酒楼。
当然，包富贵主要说的还是他们自家的景元楼，当时更是吟了一首小诗，就是上次在沈富家里吃火锅饮酒微醺时吟的。